专家谈政商关系:不能仅靠打黑等政治运动治理

“官商之间淡如水,要相敬如宾,不要勾肩搭背”,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新型政商关系。新形势下营造政商关系新常态,最难啃的骨头是官商之间所形成的利益集团,清理权贵弊政成为营造新的政商生态的攻坚之举。


——通过虚假合同大肆贪污公款。天津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金建平涉嫌贪污、受贿犯罪案近期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,其典型特点就是伙同一些私营老板,利用订立虚假合同的方式贪污公款。办案人员表示,金建平贪污肆无忌惮,简直把燃气集团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。他贪污金额最大的一笔达2000多万元,最小的一笔也达260万元,累计达3600多万元。

——通过假诉讼真受贿,逃避监管打击。江苏淮安一位副厅级官员故意和开发商签订虚假购房合同,交付定金60万元,然后以逾期没有交房为由,将开发商告上法庭。经法院判决,开发商“心甘情愿”赔偿150万元,使这位官员顺利获得90万元。纪检人员表示,这种利用虚假买卖房产进行的行贿受贿,方式非常隐蔽,有时候即使纪检部门掌握了相关线索,也很难查实。

——通过“借钱”给企业,获取高额利息。江苏某地一个规划局局长,把自己的住房抵押给企业,再把100万元抵押款“借”给该企业搞经营,每年获取利息几十万元。纪检人员表示,这种“生财”方式不仅隐蔽,即使被查,也容易逃避打击。因为按照相关法规,对于高于4倍利息的收入往往认定为非法所得,难以认定为受贿。

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,不少干部身边总有几个“关系密切”的老板朋友,一旦这个干部到某地为官,老板也往往跟到那里发财。这种利益共同体看似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,但本质上是以权谋私,损公肥私。从长远看,这种官商勾结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,遗害无穷。

服务变交易,官商关系异化成腐败土壤

金建平的堕落过程就是其心态失衡的过程。金建平大学毕业后来到天津燃气集团,从煤气厂技术员干起,一步步成为该集团最年轻的车间主任、最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,43岁时被任命为燃气集团总经理,成为整个城建系统最年轻的局级干部。他率领燃气集团完成“香港上市、35万户气源转换、兴建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”等几件大事,集团资产从十几亿元发展到几百亿元,他被授予天津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。然而苦尽甘来、功成名就后,金建平的心理却愈发不平衡。

“担任燃气集团总经理后,他的朋友圈非富即贵,给他强烈刺激。”办案人员表示,一些私营老板挥金如土、生活奢华,一些大型国企高管收入畸高,这些都让金建平十分羡慕,心理落差越来越大。特别是一度有传闻称金建平可能会“更进一步”,结果却没了下文,他更感不平,有了“捞一把”的念头。

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、原太和县委书记刘家坤伙同情妇收受贿赂2929万余元,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当年,刘家坤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,工作认真、业绩突出,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,曾被评为全省勤廉模范。2005年当上太和县委书记后,手中巨大的权力和相对微薄的工资让他迷失了方向。

“我这个副厅级干部,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3000多元,还不够老板请客的一个菜钱。”刘家坤告诉半月谈记者,作为县里“一把手”,他经常要和各地老板打交道,长期出入高档餐厅和奢华会所,“从羡慕到嫉妒,再到失衡,最后失守。”

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,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根本转变,官员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权、项目审批权等十分重要。这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,就为一些走捷径的老板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“客观上有了机会,主观上有了意图,外围又缺乏监督,导致腐败问题日积月累、屡治不愈,终成顽疾。”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分析认为,官商应该是服务员和服务对象的关系,但在利益连接下,两者的关系逐渐异化为权钱交易、合作伙伴等生意关系。(半月谈记者 凌军辉)

厘清权力边界,让政商关系回归正常

公职人员违规经商或在企业兼职,领导干部与商人交往过密,甚至违规插手商业活动、向企业输送利益……今年中央首轮巡视“整改清单”暴露出一系列官商勾结、以权谋私问题。

政商关系,说到底就是企业方与政府方打交道的关系。很多情况下,企业给干部送钱送礼也是一种不得已选择。“民企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谁也不会无缘无故给领导送钱。”南京一家民营建筑公司副总经理陈老板说,在权力频频侵入市场的情况下,企业没有权力靠山,很难拿到项目。

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产生腐败的根源,必须切实规范权力运行,才能根治这一顽疾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朱淑枝认为,既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官员和民企经营者以及国企高官的自律行为,搞唯道德论,也不能仅靠类似“打黑”等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治理,而是需要建构一套常态化的机制,消除“没有原则的政治”与“没有道德的商业”,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。

高波认为,反腐败既要高举高打、动真碰硬,又要标本兼治,机关企业并重,不但要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“紧箍咒”越念越紧,而且要严肃查办国有企业腐败和跨国公司“洋贿”,对商业贿赂和官商勾结等现象形成强大震慑力。

保持高压反腐同时,简政放权等改革举措需不断深化推进。“构建官商关系新常态,必须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,厘清权力边界。”汪玉凯表示,大力反腐与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相结合,才能彻底铲除腐败土壤,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的基础,真正将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广大群众。

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于新东认为,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和扎实贯彻落实“权力清单”与“负面清单”制度。“权力清单”厘清政府职能边界,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;“负面清单”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,将使得企业行为更加自主规范,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。

中组部出手清理官员独董,厘清“官商”关系,其实正是厘清“政府和市场”关系的题中之义。此举有利于保障市场公平竞争,再配以简政放权,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,让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、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,才能提高中国经济运行效率,实现提质增效,平衡发展。

四川蓝光实业集团董事长杨铿明显地感受到,随着中央多项禁令的实施,很多应酬的酒不用喝了,政府“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”的现象在减少,他认为,这是政商关系转型的第一步。

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和围绕权力的众多陷阱,“官”“商”交往必须相敬如宾,守住法律、道德的底线。专家指出,企业和政府如果能够真正建立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,“政府官员可以变得坦坦荡荡,企业家会变得心情顺畅,大家都睡得着觉吃得好饭,经济发展,企业盈利,百姓受惠,何乐而不为?”(综合半月谈 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等相关报道)

编辑:SN069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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